為了對付國民黨規模越來越大的軍事「圍剿」，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在軍事上所承受的壓力是空前的。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信中說：「已經到來的最近幾個月的決戰，將要決定我們的生存或死亡」（《鬥爭》第60期，1934年5月19日）。5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宣言，號召蘇區群眾「武裝起來，到紅軍中去」（《紅色中華》第190期，1934年5月18日）。5月16日國軍便佔領建寧，自此，中央蘇區東北門戶大開，形勢極為緊張。《中國共產黨歷史講話》中也如此敘述：「廣昌戰役後，『左』傾分子繼續在廣昌以南地區的高虎惱、萬年亭、驛前等地，組織了節節抵抗的陣地戰。」「分兵把守，東堵西截，窮於應付，完全陷於被動地位」。可以說明前述中共中央信函與中央軍委宣言所言不虛。
1934年7月3日至21日，國軍續佔南頭陂、白水，並向驛前進攻。驛前距寧都約百里，為中央蘇區北面最後屏障，紅軍在此只有進行拚死決戰。
驛前之戰是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最後一戰，紅軍口號是「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戰術是「頑強防禦，短促突擊」，亦即以堡壘對堡壘。這種頑強固守陣地的打法，在強大國軍高空轟炸機掠過投彈及地面砲火如雨般轟擊之下，參加驛前之戰的張震（時任紅三軍團營長，1935年復赴蘇聯深造軍事，抗戰後回國，任八路軍華北兵團副司令員，解放後任軍委作戰部部長，1960年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授中將銜－－筆者按）在《蠟燭形防禦戰》一文中如此說：「我們與敵人（國軍）堡壘對堡壘的打了近半年，但陣地還是丟了，部隊老是減員，蘇區老是縮小，這樣打下去會有個什麼收場呢？」
1934年8月31日國軍佔驛前，紅軍傷亡五千人，9月30日國軍佔小松，10月6日國軍佔石城，四天後又佔古龍岡，次日佔興國，整個紅軍撤退到興國以南。
蔣介石後來在《蘇俄在中國》有記述：「至廿三年（1934）夏季，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縮小至贛南山岳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廿一年（1932）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驛前之戰的結局否定了彭德懷所謂的「爭取持久戰鬥的勝利和最終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戰略方針，同時也說明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指導中共進行第五次「反圍剿」的李德（Otto Braun）軍事路線的無效。
毛澤東對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潰敗相當不滿，他對斯諾談了許多。斯諾如此敘述：「1930年中共成為南京國民黨政府有利的政權競爭者後，蔣介石對中共不得不發動對中共的大舉進攻，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的『圍剿』，都失敗了」，但「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動員了九十萬人」，而且「蔣介石用一種新的戰略」，「改用他的軍隊的大部分來包圍『赤匪』，並對他們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所以這實在是一種消耗的戰爭」。「他（蔣介石）的防衛式進攻的戰術和戰略，是要消滅紅軍在運動戰中的優勢」，因此「蔣介石實際上建築了一道圍繞蘇區的長城，慢慢向裡推進，它最後的目的是圍繞著紅軍，用堅固的封鎖線來消滅它（紅軍）」。
斯諾繼續說：「南京相信它的『肅清』的努力，是將要成功了。敵人被關鎖住而不能逃跑了。」「據周恩來說，紅軍本身在這一次的圍困中損失了六萬人以上，而普通人民生命的犧牲更是可怕。有許多整個區域裡的人口被消滅了。」「國民黨自己承認，在收復江西蘇維埃的過程中，將近約一百萬人民，被殺死或餓死了。」
斯諾透露，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成功，在戰略戰術上，「大部分是出自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之手，最著名的是西克特將軍，他以前是德國納粹黨軍隊的總參謀，有一個時期曾是蔣總司令的總顧問」
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潰敗，與中共中央由王明（陳紹禹）等國際派掌權遂行李德軍事路線有關。蕭華說：「1933年10月開始了第五次『圍剿』，敵人的進攻是依然可以粉碎的，但由於當時黨的領導者，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否認了敵強我弱的條件」，「用當時紅軍所不能勝任的陣地戰代替紅軍所擅長的游擊戰與運動戰。」（蕭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日報》，1951年6月29日）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總結性提出批評：「第五次圍剿，敵（國軍）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紅軍）卻企圖恢復黎川，禦敵於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的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境。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他自己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觀：「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即「閩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威脅敵（國民黨）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勢必能確定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進攻，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中共中央遷至江西蘇區後，因國際派掌權，走上共產國際李德的單純軍事主義觀點，而將「反圍剿」最後推入潰敗之路，當時毛因被排擠出中央軍委權力之外，再有效的戰略方針也不被黨中央國際派採用，毛眼看著中共紅軍的「反圍剿」最後走向戰略退卻，被迫「突圍」以求起死回生，此讓毛事後在1936年反思革命戰略時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重要著作。
整個看來，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潰敗做了如下自我批評：「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們（王明路線國際派）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繼則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防禦，『短促突擊』，同敵人（國民黨）『拚消耗』；最後，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為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這些都是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軌』戰爭代替正確的『人民戰爭』的結果。」因此，「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主力紅軍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這是毛澤東抵達延安後對中共中央蘇區黨內掌權的國際派的政治清算，同時也告訴了世人中共用毛所專長的游擊戰與運動戰可以贏取「反圍剿」戰爭，反之，脫離了「人民戰爭」，「反圍剿」就難以致勝。
斯諾說「第五次『圍剿』並不能收最後之效。它在它的最後目的，即消滅紅軍的有生力量上是失敗了。紅軍在瑞金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決定退卻，並遷移主要的紅軍到一個新的根據地去。」
斯諾的話簡潔，但實情複雜如下：廣昌被國軍佔領後，中共為第五次「反圍剿」曾於1934年5月初召開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由於黨內剛展開「反羅明路線」鬥爭完畢，無人敢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軍事路線提出異議，更無人敢於提出「突圍」。但是，擺在中共面前的現實狀態是：保持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威信，抑或保持中共紅軍的實力，兩者之間出現極大的矛盾。既然會議上以保持李德軍事威信為第一優先，才有驛前的最後之戰。
8月31日國軍佔領驛前後，中共中央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意見十分分歧，秦邦憲（博古）、張聞天仍主張集中力量最後一搏，項英主張在江西蘇區化整為零，周恩來主張西進保存實力，會議最後原則上根據共產國際最新指示：放棄中央蘇區。張國燾說，「1934年秋在瑞金收到莫斯科的電報，勸告中共離開瑞金，必要時可在外蒙古附近尋覓安全處所。博古與周恩來商量做了決定。」（1950年11月3日張國燾在香港對美國教授Robert C. North的談話）。張國燾的話透露兩個訊息，一是中共決定「突圍」，因為第五次「反圍剿」未竟其功，二是有共產國際指示：突圍西行，必要時穿過新疆，進入中亞，打通國際路線。此與中共「長征」路上後來決定由「西」轉「北」，最後到陝北一事，與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出現毛澤東、張國燾鬧路線分裂而召開「毛兒蓋會議」有關（姜新立，《張國燾的徬徨與覺醒》，台北幼獅，1978）。
1934年9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一面發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號召》，一面部署退出江西蘇區事宜。中央蘇區紅軍主力突圍的時間，中共說法不一。胡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說是「1934年9月底10月初」。陳毅在《憶三年游擊戰爭》中說「從1934年9、10月間，紅軍主力長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毛澤東對斯諾說：「這長征開始於1934年10月，正是蔣介石舉行他最後一次『圍剿』的一年以後。」綜合中共有關資料，1934年9月底，中共中央蘇區完成了兩項任務：一是集中乾糧並動員紅軍戰士打草鞋；二是在「突擊擴（充）紅（軍）」中應召新兵18，000人入伍。這兩件事都直接與「突圍」有關，在此同時，鄂豫皖蘇區徐海東部紅25軍也已向西北進發，以聲東擊西之勢掩護江西中央紅軍「突圍」。整個看來，中央紅軍「突圍」是1934年9月間展開的，10月初中央蘇區打了一些仗，都是掩護紅軍突圍的性質，擔任掩護紅軍主力轉移任務的「少共國際師」蕭華說：「10月16日的夜晚，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最後離開了中央根據地，開始了長征」（蕭華，《憶「少年國際師」》，《中國青年》，第六期，1957）。因此，中央紅軍主力正式「突圍」的日期是1934年10月16日，最後擺脫南京國民黨軍圍困的日期是兩天之後的10月18日。」◆